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域外姓名登记限制诉讼判例显示，没有对姓名登记实施宪法或国际人权法的审查，由姓名登记限制引起的公法上的姓名权侵害，就难以获得最终的救济。
考虑到司法调节央地关系具有特定优点[6]而得到愈多国家的采纳，地方单位通常具有诉的资格当无疑义。在五类要求主体中，人们通常对人民法院具有较高的实践期待，因为它的职能是审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然会遇到法规合宪性问题并需要决定规范适用问题。
这不限于被认为是纯粹的民事诉讼的情况，国家对作为事业主体的地方公共团体行使违法监督权的情况下，地方公共团体也可以提起抗告诉讼。②6个国家仅选择第二类，其中1个国家附加二子。由于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本身过于宏观和概括，理解前述特点就必须基于我国宪法文本并充分运用比较解释方法，尤其是在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权组织形式下，根据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特殊宪法地位和宪法监督职责，对立法法第99条进行价值溯源和内涵填充。[21]可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比较法中独特的宪法监督职责及其在中国地方各级人大中的重要宪法地位，是确立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要求资格的重要考量因素，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资格必将承载较重的责任。[30] 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但在宪法文本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所不具有的宪法监督职责，因此更应主动采取措施排除违宪违法行政法规对地方审判的适用性。两种方式各有道理，前者的主要考虑是保持宪法本身的原则性，后者则照顾宪法制度的具体可行性。而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无法依法纳入现行法治化救济框架，可能造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牺牲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产生新的人权赤字，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监察体制应设计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机制，通过修法或法律解释途径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8]本文中所称行政逻辑的主体为执政党，即执政党的执政逻辑表现为行政化治理逻辑。尽管这种认识与我国政党政治体制存在一定张力，然而在执政党实现依宪执政转型的变迁历程中，应当基于更高的宪法逻辑对这种行政逻辑进行修正，其核心在于将现代宪法价值镶嵌于执政党的执政逻辑中。参见闫鸣：《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http://www. ccdi. gov. en/yw/201701/120170107—92451.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2月17日。但是，在政治与行政各自独立，(参见James H. Svara,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Model as Aber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Vol.58, No.1(1998), pp.51?58)的视域下，执政逻辑应区别于单纯的行政逻辑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投下了23票司法能动的判决。上诉人在其所在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并获胜。
司法审查能够在较长的时段里和主流民意的变迁保持一致。它更进一步指出，法院还必须确保政治输出的公平，必须要用司法过程保护隔离而孤立的少数族群免于多数派的偏见。[74]自由派的司法能动主义判决背后的理念是活的宪法，这种司法哲学其实是对成文法本身局限性的一种克服与补充。在最高法院宣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肯塔基州罗恩县的户政主管金姆·戴维斯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其宗教信仰自由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颁发紧急延缓令，允许她拒发结婚证书给同性伴侣。
和原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活的宪法。[54]欧伯格费案多数意见书在论证婚姻的形式不应局限于异性之间的时候，直接诉诸于活的宪法。[17] Evan Gerstmann,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4-75. [18] 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起源和演变的考察，参见余军：正当程序：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但人们都渴望其天长地久。
沃伦法院可以说是自由派司法能动主义的巅峰时期，在沃伦大法官的领导下，美国人民的权利借助最高法院的判决而得以实质性的增加，最高法院成了民权革命的旗手。欧伯格费案中多数意见和反对意见争议的核心问题涉及司法在国家整体性政治结构中的定位，也就是司法与民主关系的问题。
304 U. S. 144, 脚注四（1938） [37] Harper v.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 383 U. S. 663 (1966)废除了将人头税作为投票权前提的弗吉尼亚州法。[5] 576 U.S. __(2015). [6] 金姆·戴维斯因宗教信仰而反对同性婚姻，藐视最高法院判决，不惜以身试法，一度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
当Bowers案被推翻，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同性婚姻获得宪法的批准和全面承认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非原旨主义的困难在于无法就用何种主张取代原旨主义的问题上取得共识。然而，人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性取向等因素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过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意，而且它的内涵已经从普遍的形式平等逐渐演进到衡平的实质平等。注释: [1] 赫伯特·韦斯勒（Herbert Wechsler）于1959年在哈佛法学院的霍姆斯讲演中提出了最高法院审理宪法案件应当遵循中立原则，摒弃任何以个人价值强加于立法机关以及一般人民的做法。杰拉德·罗森伯格（Gerald N. Rosenberg）在《空想：法院能带来社会变革吗？》一书中就指出，如果没政治上的跟进、公民支持以及守法的动力，法律规则本身的变化并不能够带来重大的社会变革。欧伯格费案确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该案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53]所以，我们应当以变迁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同样与时俱进地解释宪法。关于合宪性解释的一个综合性研究，可以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论：一种宪法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文字客观局限与社会不断变迁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而成文宪法的修改又极其困难，因此成文宪法对社会的规范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毋宁说，婚姻权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发明，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物。
[68]同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Frank Easterbrook)给出的司法能动的定义是，如果法官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效，这就是一个能动主义的判决。对于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基于原旨主义、文本主义对法院判决的批评，本文第三部分从活的宪法和体系解释的视角予以了回应，并运用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反驳了政策进路和法律实证主义者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挑战。
比如说应当支持航空业，因为对航空业的资助有助于加强国防。摘要: 美国宪法上的婚姻权实乃最高法院基于司法能动主义经由正当程序条款而创设的未列举基本权利。原告是14对同性伴侣，另外还有两位其伴侣已经去世的男性。在卡罗琳案之后，平等式民主观取代了自由市场理念，成为宪法自由的基础。
在伊斯特布鲁克的统计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可谓是保守派法官中最不惮采取能动主义立场的。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对于那些针对具体的宗教、民族或者种族上的少数群体的法规的审查标准。
参见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司法能动并不是自由派法官的专利，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保守派的司法能动相较于沃伦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形式意义上，从遵循先例的角度来说，欧伯格费案甚至是司法谦抑的，它尊重最高法院此前的判决，展现了审慎的美德。活的宪法解决了成文宪法的安定性和社会发展的变动不居之间的紧张。
这一保守派的立场在逻辑上无法自洽。欧伯格费案判决时，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安东宁·斯卡利亚[43]都是原旨主义的捍卫者。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使美国最高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变得更为政治化，党派政治对最高法院的影响表面化。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法官以宣告国会的法律无效以及和行政部门关于成文法的解释不同作为司法能动的指标，对伦奎斯特法院1999年和2000年审期的所有案件进行统计，发现在这两个审期，总共有50个案件（占所有判决的三分之一）至少有一位法官持有 司法能动主义的判决意见。
罗伯茨并不反对美国宪法存在婚姻权这一未列举权利，但他反对将这一权利平等适用于同性伴侣。如果说这一时期宪法意义上的婚姻权处于一个萌动阶段，那么1978年的Zablocki v. Redhail则完全确立了婚姻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置疑的地位。
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安东宁·斯卡里亚、克拉伦斯·托马斯和萨缪尔·阿理托大法官分别发表了反对意见书。这些案件来自密歇根、肯塔基、俄亥俄和田纳西州，所有这些州都将婚姻定义成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而且所有这些州都在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内。
为了严肃对待这一主张，文章第四部分为司法能动主义正本清源，指出美国宪法历史上保守的司法能动主义和自由的能动主义几乎一样激进和普遍，美国保守派关于欧伯格费案是司法能动的指责因此变得空洞而虚伪。九人都是成功的法律人，不是哈佛就是耶鲁毕业。
